福建厦门墙体广告 “号角吹动/鼓声隆隆/伟大的成功多么荣耀……”77岁的马来西亚作家杰伦（笔名）昨日在厦门说，“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不想多说啥，只想唱一 支歌。”所以，老先生在演讲台上声音洪亮地唱了起来，引发台下火热掌声。这是在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学术论坛，也是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开幕现 场。
　　本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役成功70周年，厦门市社科联、厦门市社科院、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以及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中心）等联合主办本次会议，招引了来自内地、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日本等地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值得注意的是，与会者中有一些是当年文坛反法西斯斗士的后代，如高云览的女儿高迅莹。还有一批是在当年反法西斯创造的影响下不断写出反法西斯著作的“老文艺战士”，包含马来亚闻名作家萧村、新加坡共和国总统公共效劳勋章获得者骆明、现任菲华作协副主席柯清淡等。
　　儿时那首歌  为抗战英豪凯旋而唱
　　尽管70年过去了，杰伦仍然清楚地记住那首歌的歌词、旋律以及当年成功的欢欣。
　　“日本占据马来西亚时，我才4岁。我经常很幸亏自个能够活到今日。”杰伦说，这是一首他在幼年时期学会的歌，为凯旋的抗战英豪而唱。
　　上世纪40年代，东南亚诸国曾遭受日军铁蹄蹂躏。广阔华人华侨安排与当地人一同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抵挡，并无私地援助祖国抗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 泣的英豪事迹，这些均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得到表现。身为作家，杰伦也多次用笔记录下那段不能忘却的耻辱前史以及那些勇敢抗战的大家。
　　能够说，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百年前史上，“二战”是其著作最丰厚的时期之一。
　　以研讨东南亚文学著称的专家、我国社会科学院研讨员栾文华在研讨会上做主题讲话。他以为，东南亚的抗战和我国的抗战是联络在一同的，我国的抗战文学 对东南亚有直接的影响，“自1939年起，南下的我国作家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和王纪元等分别在《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担任修改，不遗余力地宣扬抗 战，巴人、杨骚、金丁、高云览等作家愈加勤力奋笔，召唤举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战文学向前开展”。
　　栾文华还叙述了他幼年的回想。1939年，他生于吉林。“小时候有一次坐火车，大人逗我玩，问我是哪国人，我说我是我国人。结果，被伪满乘警听 见了，他走过来，给了我妈妈一巴掌，冲咱们吼：‘你是满洲人，不是啥我国人！’”虽不打在自个脸上，但这一巴掌让栾文华至今都能感受到火辣辣的痛苦， “即使是孩子，也会逐渐懂得国恨家仇”。
　　谈为何改名  听起来简略却铭肌镂骨
　　战役也给骆明的幼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暗影。
　　“由于避祸，咱们全家去了新加坡。没想到，短短几年后，日军侵吞东南亚。”1935年，骆明在厦门出世，原名叶昆灿。1937年，南京沦亡，国内硝烟四起，年幼的骆明跟着父母逃到新加坡寻求和平日子。
　　可是，上世纪40年代,和平洋战役迸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南亚。“那时候，我恰是该上小学的年岁，可是没办法，战役时期3年多没学可上。”骆明说，抗战成功后，能够上学了，为了不显得超龄，他直接上小学3年级，“对其时的我来说，这么的学生生计多么困难”。
　　那时候的骆明，当起了一字不识的三年级学生。“原名中的‘灿’，繁体笔画总共16画。妈妈说，你不会写的，所以，改名为相对简略的‘骆明’。”
　　后来，骆明在新加坡生长为一名超卓的教师、华文作家，近期更获新加坡共和国总统公共效劳勋章。但他永久忘不了自个因何改名。谈起改名的事，骆明说：“听起来简略，但令我铭肌镂骨。”
　　高迅莹谈爸爸高云览和《小城春秋》：读了一辈子仍是没读懂
　　年过八旬的高迅莹女士好像一辈子都在写爸爸，包含《高云览文集》和《永久的丰碑———纪念高云览诞辰100周年》都是由她主编。可是，关于爸爸 高云览影响了一甲子韶光的著作《小城春秋》，她总是说，“还没读懂，读一辈子也没读懂。许多工作是要跟着年纪和阅历，渐渐去体会的”。
　　高云览1910年生于厦门桥亭街。1932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我国诗歌会”，与杨骚、白薇、穆木天、叶以群、蒲风等一同活动。几年后， 他到南洋当教师，参与“马来亚抗敌后援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1942年，与胡愈之、郁达夫等文化人士逃亡苏门答腊群岛。1950年举家回 国，定居天津，并写成《小城春秋》。
　　这是一部闻名的描绘革命知识分子日子和奋斗的小说，它以1930年5月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厦门破狱奋斗为布景，反映了1927年到1936年我国革命奋斗的一角。
　　1956年12月，高云览因病英年早逝后半年，《小城春秋》出书，在国内外导致极大反应，其时曾有“北有《青春之歌》，南有《小城春秋》”之说。
　　高迅莹仍然记住，爸爸创造时，每天，天一亮就进书房执笔耕耘，常常会忘了就餐，忘了歇息，长年足不出户，几乎没有节假日。
　　在近来写的一篇回想爸爸的文章中，高迅莹具体地记录着《小城春秋》付印的是第6稿。“那是1956年春天。”高迅莹哀叹，“谁能想到，那年6月 13日，他因病永久地去了。他常说，《小城春秋》付印后，要到工厂、到乡村、到海防前哨去体验日子。他还说，要好好写一写移山填海，建筑鹰厦铁路的勇士们 和海防前哨的英豪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