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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西和贵州交界的深山中，有一个名叫乌英屯的苗寨。村寨里杂居着两省（区）的140余户人家。屋檐挨着屋檐，地步连着地步；外人到了这儿，分不清哪里是广西，哪里是贵州。
　　吊脚木楼映衬的村寨里，一所灰顶白墙的校园招引了记者，不仅因为这个小学教育点有两个校名，更因为这儿有两名“校长”和他们那些来自黔桂两地的学生。
　　9 月1日，看着学生纷纷来校签到，贺吉辉教师舒了一口气说：“看到孩子们都到齐了，我也就定心了。”村寨里的大孩子都去了8公里外的基地小学就读，如今这个 教育点就只剩余了17个孩子。为了不让太小的孩子因为路远而停学，两名别离来自广西和贵州两地的“校长”，一直据守了下来。
　　独特村寨里的独特教育点
　　两个校名，两名“校长”，收两地学生
　　在柳州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苗山深处，党鸠村乌英屯就坐落在莽莽群山当中。远远望去，村寨里都是吊脚楼，唯有村子基地的一幢两层的平顶楼和两棵枫树让人感到一丝新色。
　　平顶高楼是乌英屯的小学教育点，两株并排成长的枫树是村寨的护寨树。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村寨，可从行政区划看，这个住着140余户人家的村寨分属两地，一边是杆洞乡党鸠村乌英屯，有约100户居民；另一边则是贵州省从江县翠里乡南岑六组，有40户。
　　于是，这个坐落在两省（区）交界处的教育点有了两个校名，还要接纳黔桂两地的学生。教育点里的两名教师，也是派自黔桂两地，各任“校长”，在这儿教书育人5载有余。
　　据乌英屯年岁较长的乡民介绍，早年，这个教育点的教育楼是幢吊脚木楼，原是生产团体的粮仓，后来广西这边花1000元把木楼买下来用作教育楼；可是，教育楼的地基却是归于贵州。所以，教育点便成了“共建单位”，村寨里的孩子，不论户籍属地在哪，都到这儿上学。
　　2012年，黔桂两地教育部门一起在旧址拆建，于是木楼变成了如今这幢2层的平顶高楼。
　　每学期两次期末考的学生
　　按户籍所在地选试卷，还需求“陪考”
　　教育点有两名小学教师，来自广西的是贺吉辉，吴仕生则来自贵州。那么，这个教育点是如何进行教育的呢？其中的艰难和兴趣颇多。
　　8 月31日，贺教师早早就来到了校园，为开学做着准备，可因为依照贵州教育部门的放假组织，吴教师还没到宣布开学的时分，所以两人在那天就没碰上头。9月1 日，贺教师来到校园时，吴教师却要去参与乡里的开学准备工作会。贺教师要等吴教师，因为没分配好教育使命，他还没法上课。
　　当然，最大“不合”是两地使用的教材各不相同，贵州用的语文课本是“人教版”，广西用的却是“苏教版”。为了处理这个疑问，两名教师早就现已商议好，让学生“跟着教师走”。某个年级的学生，当年是哪边的教师任教，就得选用哪边的教材。
　　可是，又该怎样进行归纳考评呢？究竟两地也各自出试卷，各有鉴定规范。在这儿当然也有自个的处理之道——每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孩子们都要参与两次。考完试，孩子们会得到各自省区的试卷成绩，以此作为归纳考评分数。而另一次考试，只当是“陪考”。
　　此外，两地教育部门规则的放假时刻略有不相同。即便有一方放假放得早，孩子们也不能立刻放假，还需求继续上课、考试，尽量让两地的放假时刻保持“同步”。
　　一堂课要管几个年级的教师
　　分批轮番讲内容，要避免学生“串课”
　　因为学生少，教师也只需两个，于是各个年级需求“拼课”。贺教师教二、四年级，吴教师教一、三年级，把孩子们组织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起来就便利多了。
　　“教师会先给咱们布置使命，预习或者誊写生字，然后再给哥哥姐姐们讲课。”二年级学生吴少华说。不相同年级的孩子会各坐一个区域。教师还会在黑板基地画一条界限，通知孩子们留意看眼前这方“小天地”。即便如此，孩子们难免会“串课”。
　　高年级学生随口抢答了低年级的疑问，这是常有的事。精心设计的问答环节被破坏了，这该怎样办？贺教师说，遇到这种为难，不能责怪孩子，需求进行引导。他会对低年级的学生说：“你看，考虑太久，大哥哥都帮你答复了！这个疑问，你记好了吗？”
　　三年级的吴缘辉说，他答不上疑问时，贺教师才让高年级哥哥姐姐来答，“贺教师老是鼓舞咱们，从来不打骂咱们。”
　　高年级学生遭到鼓舞，会自觉地给低年级的学生当“教师”。当然，有些高年级课本里的常识，也跑进了低年级孩子的脑子里。一些还没学到的乘法口诀，还没讲到的古诗词，低年级孩子在潜移默化中也提早学会了。
　　两位教师的静静据守
　　学生再少也得开班，只为孩子不停学
　　上 个学期，在这个教育点还有42个孩子，共四个年级，这是贺教师在这儿任教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学期。刚开学的新学期里撤掉了四年级，这个年级的学生需求到党 鸠村完小就读，还要寄宿。三年级也有多名学生跟了过去，教育点的孩子就更少了，如今就只剩余17个。怎样给剩余的3个年级上课，贺教师与吴教师计划从头分 工。
　　贺教师通知记者，乌英屯的孩子要到党鸠村完小上学，得走8公里的路，虽然现已是水泥硬化公路，可是山路回旋扭转，太小的孩子怎样定心？再者，低年级学生寄宿也是个大疑问，“他们的日子都还不会自理，洗衣服也不会。”
　　“到了冬季，山上会结冰，走路又冷又滑。”贺教师说，有一年期末考试，又遇到冰雪严寒，他即是冒着风雪下山取试卷的。
　　村寨里的留守孩童许多，父母外出打工，多是白叟在家关照孩子，白叟走远路接送孩子不现实。所以，乌英教育点虽然学生少，课仍是照样开。“孩子是多是少都没联系，就算只剩一名学生，我也得站好这班岗。”贺教师说。
　　贺教师站的这班岗，转瞬已有五年。杆洞乡基地小校园长韦新贵通知记者，乌英教育点地处偏远，山高路远，前一任教师退休后，又派过一名教师，终因条件太艰苦，没有留得住；后来贺教师自动请缨，才让教育点得以年年开课。
　　记者手记
　　他们用据守保证孩子的受教育权
　　9月1日，记者来到乌英教育点采访，发现一个风趣的现象——教师们想要招集学生，全赖吹哨子。上课下课的号声，也是靠哨子。
　　为何不像别的村庄小学相同，设一口钟，当当本地敲呢？贺教师通知记者，钟声太响，会惊扰寨前的“树神”，为尊敬本地习俗，改用哨子。
　　记者发现，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可谓是该教育点最大的特色。比方，山里留守孩童多，两位教师也在扮演着“家长”的人物；比方，教材不相同，两位教师让学生“跟着教师走”。
　　又比方，贵州的孩子到了贺教师任教的年级，就只能跟着用广西的教材，期末考试时却要做贵州的考卷；广西的孩子也相同。
　　只需据守，艰难老是拦不住人。5年来，两位教师一直在为孩子们最大限度地争夺时机，改变现状。
　　贺教师与吴教师，都是正式的小学高级教师，可是因为客观原因，待遇却有距离，不过采访中记者发现，他们却并未因此有怨言，挂在嘴上最多的，仍是孩子们的教育时机。正因为他们的据守，保证了山区孩子受教育时机的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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