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株洲墙体广告 有人说,雍正之所以上位成功,主要是隆科多和年羹尧两个人,一内一外,在其间起到了关键作用。所谓“一内”,指的是隆科多使用步军统领的职权(他其时统辖步军五营约两万多军力),关闭京城九门,让雍正的反对派们成了瓮中之鳖,一起又完全隔绝他们和外界的联络,操控了雍正即位后京师的次序;所谓“一外”,指的是雍正经过川陕总督年羹尧震撼并钳制十四阿哥胤禵,安稳西北形势,假使胤禵举兵造反的话,断难经过年羹尧这一关。
我国的古话常说,鸟尽弓藏,功尽人亡,功臣通常都是不得好死的。曾经有个
浙江钱塘的举人汪景祺,由于在仕途上混得不顺利,后来便投书给年羹尧,阿谀他是“世界之榜首巨人”,说唐朝名将郭子仪等人和年大将军比较,不过是“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还说他“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历史上无人可及。汪景祺的马匹功夫很到位,捧得年羹尧心里乐开了花,于是便将他收入幕中。
后来,汪景祺给年羹尧又上了一书,叫《功臣不可为》。他在书中说,功臣之所以难做,疑问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他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乱平后,通常又猜疑功臣,他们以为功臣已然能定乱,必然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通常会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举中伤,要是功臣壮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通常会被主子以为骄横,进而怒之厌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
汪景祺写书的时分,恰是年羹尧满意之时,他没有理会汪景祺的劝说,不料后来年羹尧获罪时这书被发现,反成了年羹尧的一大罪行。在检查年府的时分,侦查人员又发现了汪景祺的一首七言绝句,里边有一句说“皇帝挥毫不值钱”,把雍正气得简直吐血。成果汪景祺被处斩,妻子发
黑龙江给穷披甲人(军士)为奴,五服内的族亲全部除名。
和汪景祺相似的还有个叫钱名世的人,他和年羹尧是乡试的同年(同年中举),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进京的时分,钱名世上奏说年羹尧平定
青海有功,恳求为之立碑。年羹尧倒运的时分,钱名世也被连累,雍正说他的做法是文人的无耻谋求,并亲身写了四个大字送他,曰:“名教罪人”!
不仅如此,雍正后来还革了钱名世侍讲学士的职,把他赶回老家,并命地方官特制一个写有“名教罪人”的大匾挂在钱名世家里。更搞笑的是,雍正还让举人、进士身世的京官每人写首诗挖苦钱名世,最后还非得让钱名世亲身将那些挖苦诗文编辑出版,作为宣讲资料发到各地让人学习。有个侍读学士吴孝登诗写得谬妄,被雍正流放在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还有几个人诗写得不仔细,也被除名,处分乃至超过了钱名世。
再说那年羹尧,也非等闲之辈,他本是汉军镶黄旗人,父亲年遐龄曾做过工部侍郎、
湖北巡抚,哥哥年希尧也曾做过工部侍郎。这些还属往常,关键是年羹尧的小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被封为贵妃。如此说来,年羹尧仍是雍正的大舅子。不过,年羹尧虽说是规范的皇亲国戚,但他自己是有真本事的。他后来尽管以军功著称,但他年青的时分却是中过进士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而且还做过翰林院的反省,这是很不容易的。
由于小妹的这层联系,年羹尧和雍正的联系天然大不通常,他在官场上也是一往无前,他先做
四川巡抚、后升为
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做上了川陕总督。康熙身后,雍正命他与顶替抚远大将军胤禵的延信共同掌握西北军务。由此,年羹尧和隆科多变成雍正即位后的左膀右臂,备受恩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