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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孔学堂研修园岳麓书院入住楼，一场特殊的审定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岳麓书院、清华大学、中国遗产研究院、
长沙市文物考古所及
上海中西书局五家单位的12位专家正在紧张又有条不紊地工作，对于2010年发掘的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进行释文审定。随着他们工作的不断深入，一段距今约2000年的东汉历史终于向世人揭开神秘面纱，并逐渐清晰起来。
记者看到，通过投影仪展示的汉简很多已经残损，上面的汉字或残缺，或被墨点遮挡，又或多一横少一竖，显得模糊难以辨认。专家们不停地根据字形、上下文，以及当时的历史事件、地域名称等背景推断字义，梳理后再小心断句，结合具体内容确定每一枚汉简所记载的内容。据介绍，从清洗的部分简牍释文可知，该批简牍形成于东
汉中期偏早，内容绝大多数为官文书，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诸多领域，以第一手资料填补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空白。
出土东汉竹简近万枚
据
长沙市考古所副所长、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发掘领队黄朴华介绍，2010年6月22日凌晨，施工人员在
长沙地铁二号线五一广场站东南侧距地表6米深的地下隧道工程中发现刻有文字的竹木片，于是立即向相关部门报告。经
长沙市文物局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业人员勘察确认，发现现场除竹、木简牍外，还夹杂有汉代的建筑瓦当、陶片等，并推测现场应属一口古代井窖内堆积刚露出的一角，该井窖中可能藏有大量简牍。
考古发掘过程中，专业人员依次清理了清代、明代、宋代、隋唐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堆积层，先后发掘了十五层文化堆积，并发掘出土了一批各时期的文物，如陶质建筑构件、木器以及简牍、筒瓦、瓦当及青砖等。
黄朴华表示，由于简牍出土前长期埋藏于地下，受微生物、细菌及酸碱水分的侵蚀，均有如泡水、硬结、变形、残缺、断裂、变色等不同程度的损坏。因发掘时采用了整块或局部整体提取的方法，目前尚未完成清洗揭剥工作，总数难于准确统计，推测简牍数量在7000至10000枚之间。根据清洗整理的部分简牍分析，其材质可分为木质简及竹质简两大类，形制可分为木牍、两行简、小木简、封检、封泥匣、签牌(木楬)、竹简、竹牍、削衣杮、异型简等十大类。其中木质简大多为单面书写，少量为双面书写，而竹质简均为单面书写。
研究东汉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教授李均明表示，此次出土简牍中有一定数量的木牍及木简保存较好，且不少简牍上均有纪年，从初步清洗的部分简牍释文可知，该批简牍形成于东
汉中期偏早，其中纪年简上有“章和”、“永元”、“永兴”、“延平”、“永初”等年号，其中最早者为汉章帝章和四年(实际是汉和帝永元二年，属年号延后现象)，时当公元九〇年;最晚者为汉安帝永初五年，时当112年。根据目前已整理纪年简文分析，初步断定该批简牍的时代主要为东汉早中期和帝至安帝时期。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松长表示，根据目前初步清理的简牍分析，简牍绝大多数为官文书，主要是下行文及上行文，简牍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诸多领域，其中大量为当时使用的公文。就行文关系而言，内容主要是
长沙郡及门下诸曹、临湘县及门下诸曹的下行文书，涉及地域广泛，通过所记载的郡、县、乡、亭、里、丘、津等，可了解当时的行政区划及管理体系，从简文中各级行政划分叙述中可探索各区划间的统属关系，说明当时不仅有乡辖里的居地划分，同时也有乡统亭、亭辖丘的区域划分，两个体系共存，许多乡、里、丘的名称也见于走马楼三国吴简，说明某些体制一直沿用至三国时期。
陈松长表示，由于简牍存在损坏严重、文字残缺等诸多问题，因此相关发掘、保护和释读工作进展缓慢，得数十年甚至几代人来完成。据他介绍，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此次释读属于资料性整理，预计结项后将出版成果8卷，另外将附加1卷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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