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昭通墙体广告　袁滋一行在酷热的夏天动身，赶往地处西南边陲的南诏。栉风沐雨历时近4个月，经四川、过昭通、进入南诏。
　　袁滋，字德深。这位仕途止于湖南察看使的唐代官员，出使南诏时，唐德宗李适任命其为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唐时期的祠部郎中大约为文职官员，而御史中丞则相当于现今的检察官员。生于公元749年的袁滋合理壮年，《旧唐书》列传称袁滋“工篆籀书，雅有大法”，但“袁滋书迹，世传极少”。这使他途经昭通盐津豆沙关（唐称石门关）的摩崖石刻弥足宝贵——“大唐贞元十年 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 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石纪之袁滋题”。
　　袁滋题记摩崖石刻简单叙说了使团成员及出使目的，但其背后是一段边疆民族开展的历史。至于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自身“维国度之统，定版图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缺，正在籍之误，增袁书之迹”的历史作用当属后话。
　　作为一名关注文化的新闻记者，我曾抵达盐津豆沙关，对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上的文字一直是含糊和不经意的，含糊和不经意间，历史的印迹或许会在一个人的认知层面戛但是止。直到丙申仲秋，在地处巍山古城东南10公里许的巍宝山暂短驻足后，萌生了寻觅盐津豆沙关和巍山巍宝山之间的某种关联和不同。
　　关于南诏，云南南诏研讨中心编、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南诏史论》有助于每一个外来者对一个中央的了解。对我而言，分开巍山很久之后，在一个僻静的乡村，晚上九时左右，村民们相继关闭灯光后，黑夜的微风中，《南诏史论》呈现给我一个民族从兴起、强盛到衰落的脉络。
　　唐初，云南洱海地域有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邓睒诏、施浪诏、蒙舍诏等六个大的乌蛮部落，历史文献称为六诏。由于蒙舍诏在蒙舍川（现巍山坝子），位于在其他各诏的南边，所以就称为南诏。蒙舍诏是蒙氏舍龙及其子细奴逻树立的，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蒙舍龙病故，细奴逻继位，以“独奉唐朝为正朔”的亲唐道路，历经逻盛、盛逻皮、皮逻阁时期逐步强大。
　　公元738年，皮逻阁完成了统一六诏大业，被唐王朝册封为云南王，政治意义上的南诏因而降生。在此过程中，唐王朝鼎力支持南诏统一，旨在抵御吐蕃（西藏）于西南边陲之外，随着南诏的树立，南诏成为唐王朝抵御吐蕃的重要屏障，从而控制了西南地域。
　　公元748年，皮逻阁之子阁逻凤继位，袭云南王，经过人口迁移等举措，完整控制了滇东，取代了唐王朝对该地域的统治，这让唐王朝如坐针毡，随着南诏权力扩展，为“天宝战争”埋下伏笔。公元751、公元753年、公元754年，三次“天宝战争”最终以唐王朝失败而告终。
　　公元755年，唐王朝发作“安史之乱”，在尔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南诏完成了对云南的控制，成为唐王朝的严重边患，但南诏的强大也给本人埋下祸端。
　　公元778年，阁逻凤逝世，其子凤伽异英年早逝，其孙异牟寻继位南诏王。
　　袁滋题记摩崖石刻提及的异牟寻此时24岁。《旧唐书》记载其“颇知书，有才智，善抚众”。但是，才华盖世的南诏王异牟寻并未过上几天安稳日子，继位的第二年冬天，吐蕃赞普调南诏收兵，一同攻打唐王朝属地西川，南诏、吐蕃大败而归。更为要命的是，吐蕃将失败缘由归罪于南诏，结盟多年南诏吐蕃之间又生间隙。在此背景下，异牟寻派出使臣分三路向长安动身求和，此时的唐王朝对南诏的外交政策已作出“南通云南”的战略调整，以此牵制吐蕃。
　　公元793年，南诏归唐，异牟寻恢复云南王称号。
　　公元794年，袁滋出使南诏，赐异牟寻“贞元册南诏印”。 袁滋对异牟寻说：“南诏当深思祖宗绪业，据守诚信，为西南藩屏，使后裔有以传承也”。
　　无疑，唐王朝与南诏、唐王朝与吐蕃、吐蕃与南诏之间的关系，袁滋的认识非常苏醒。作为随同唐王朝相一直的南诏，无论开放或者封锁、战争或者战争、兼并或者独立，有迹可循诸多事情凸显的是强者“多元一统”的战略思想。遗憾的是，袁滋并未如愿。南诏阅历了十三代王，自异牟寻之后，在寻阁劝、劝龙利晟、晟丰佑、佑世隆、隆舜、舜化贞统治时期，南诏开端逐渐走向衰落，一言不合就打仗的南诏，连年战争招致经济危机频发，经济危机直接带来政治危机。公元902年，郑买嗣发起兵变，屠杀蒙氏家族800余人，自立为王，更名为大长和国，南诏沦亡。蒙氏家族完毕对洱海地域250余年的统治，一段恢宏巨制的历史留给后人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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