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山
墙体广告 我州的小说创作应该说自1990年以来,就呈现出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些作品在题材上有“伤痕文学”、“深思文学”、“变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等,在表现手法上有理想主义、魔幻理想主义、认识流、意味主义等多种艺术手法。近20年来,全州小说创作不时构成一个个创作高潮,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小说作家,王永坤就是其中之一。
认识王永坤是在州文联1990年举行“广南笔会”上,他当时就停止了多年的小说创作,我与他成为密友皆因这份文学之缘。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王永坤在其多年的小说创作中,一直一向地用深情的笔墨记载着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变化着的乡土生活、民族风情,为他身边的
乡村小人物画像,似乎是一位特地给各色人物等画素描或速写像的民间画师。近日,我去广南采访,他给我引荐了本人创作的《七园轶事》、《阿秀》、《阿得表弟》、《酒圣归西》四篇小说,都发表在当地的文学刊物上,看完这四篇作品,又一次被他一向坚持的乡土文学创作所打动。这四篇小说俨然成为他近年来小说创作中的一道亮丽的景色,他的理想主义作风虽说有些守旧,但坚持和强调的却是一直不渝的人文理想。
舒婷说:“地缘关于一个作家的影响与生俱来,不容承认,仿佛胎记,不论他人能不能看见,也不用经常伸手去确认,它终生都在本人的屁股上”。王永坤是一个从
乡村走进城市,又从城市走到
乡村,再从
乡村走回城市的普通机关干部,他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环境里,这种复杂的人生阅历,也使他取得了一笔珍贵的人生财富,熟习
乡村生活,理解乡间的习俗民情,其创作的文学作品极善“察民风,体民意”。由于乡间人物的记忆犹新、烂熟于心,由于乡间生活的悲欢离合牵动着他敏感的神经,故而他的文学创作一直继承了理想主义的传统作风,仍是一如既往地关注、记载着乡间各种小人物的命运,书写着当代
乡村的社会场景。
王永坤的这四篇小说,写的都是乡土生活,是作家当年在
乡村深化生活、提炼生活的结晶,既逼真,又具有典型意义。
我们晓得,文学是“人学”,经过详细形象的生活场景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文学的根本特征。在这点上,小说创作在反映理想生活、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人际关系上有很大的空间。在《七园轶事》里,作家固然没有刻意追求小说的社会伦理学价值,但是在环境设置、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的营造等方面,曾经显现出这方面的特征。作品表现的固然是七农的生活和爱情,但作家的笔锋却深化到生命的内层,对生命的意义停止了一次探究。这篇小说的突出特性主要表如今矛盾抵触的构建上。小说写“锣锅”这个又矮又丑,年长、家穷的
乡村三七种植专业户的形象,一入笔就显得非常洗练。“在人们眼里,他是一个诚实巴交的农民。”由此引出故事,并紧紧盘绕“诚实巴交”来展现人物个性、设置矛盾抵触。先是写收三七的老板对“锣锅”的“性诱惑”,让人物内心的矛盾凸现出来。接着,让“锣锅”真的撞上一回女人,这个女人偏偏不是他人,而是他由父母指腹为婚,却又偏偏没有嫁给他的女人。这个女人也是一个苦命人,丈夫成了植物人,不会说,也不会动,她背着一个三岁的孩子,还要挑起养家的重担,作品又一次把矛盾抵触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层面。这时,作品进一步从伦理角度展示了“锣锅”的性格特征与内心的仁慈,可见,“锣锅”的确是一个“诚实巴交”的农民,而村民对他俩的谈论并“没有说三道四的,他们投来的都是怜惜、友好、赞扬、鼓舞的眼光”。在这里,传统道德与生活理想并没有发作抵触,这只能说,是村民对“女人”的怜惜或是对“锣锅”的同情,同时,也让读者生出许多感慨,以至被一种质朴的气氛所感动。读者看到了一段轰轰烈烈的迟来的婚姻曾经在“锣锅”的心中含苞待放。而这时,小说的笔锋一转,让植物人启齿说出了话,而这话偏偏又让沉浸在幸福之中的“锣锅”听到了,由此,作品的矛盾抵触被推向了高潮。这篇作品,好就好在它在具有了一定审美价值的同时,也使小说成为研讨当地
乡村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文本,具有了一定的社会、伦理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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