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监利墙体广告　贺龙大道、逸群路、德昌路、柳直荀纪念碑……监利县周老嘴镇，英烈们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
　　一条千余米长，宽不过三四米的石板街两侧，遍布着48处红色遗址。穿越80多年时光，留存至今的白墙黑檐，见证“家家住红军，户户设机关”的火热与辉煌。
　　1928年1月，随着贺龙等人在荆江两岸鸣响年关暴动的枪声，一批中国共产党重要人物、红军高级将领，先后汇聚于此，将星星之火蔓延到湘鄂西地区。
　　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红二军团的成立、第四次党代会的召开……周老嘴从一个普通的小镇，发展为革命中心。而从监利走出的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成为长征三大主力红军之一。
　　8月19日，“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青年寻访团”走进周老嘴镇，寻访沉淀在老街一块块石牌中的红色记忆。
　　穿行老街触摸历史
　　“我就是在贺龙故居出生的！”
　　贺龙起初并未料到，他和战士们打下的这片区域，会发展成为拥有58县、近10万平方公里的红色根据地，这里建立起近3万工农红军和5万地方武装，走出67位共和国开国将帅。
　　南昌起义失败后，1928年，贺龙受党中央派遣，溯江而上回家乡干革命。途经监利时听闻当地有一支百余人左右的游击队和70余条枪，当即决定在监利发展革命武装。
　　“湖泊星罗棋布，芦苇荡又深又广，是监利及洪湖地区成为革命根据地摇篮的重要原因。贺龙曾感叹‘好一片水泊梁山’。”监利县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熊传甫介绍。不久，贺龙和周逸群将当地游击队统一起来，组建工农革命军，以发动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为契机，点燃了洪湖地区革命斗争的烽火。
　　连续的武装暴动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锻炼了监利的党组织和党员。眼看革命形势大好，贺龙等主要将领迅速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改称红二军）和洪湖游击大队。1928年5月20日，段德昌率领洪湖游击大队，与中鄂特委武装会合，一举攻克峰口。
　　老街上，老人们围坐在门槛边唠嗑，腌渍的酱菜在竹筛中一字排开，当地居民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条街的今昔，但一提及贺龙、周逸群等人，就立刻来了精神。
　　周老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对面，一位老人正坐在缝纫机前做衣裳。老人叫李林琳，今年68岁，自出生起就一直在老街生活。“我就是在贺龙的房间里出生的！”李林琳指着纪念馆对青年寻访团成员们说，60多年前，纪念馆还是普通民居，她和父母曾在这里生活过。“我出生晚，那些革命故事都是我婆婆说给我听的。”李林琳向记者分享了让她印象最深的事情：“婆婆16岁时亲眼见过贺龙。当时，老总骑着一匹大白马，嘴里含着短烟，样貌十分威严。贺龙身边士兵的马镫都是用绳子编的，他的是用铁打的。后来她才知道贺龙是带领群众闹革命的红军将领。”
　　提及细节，老人家显得特别自豪，“我常把这些故事讲给孙女听。”
　　崔琪后人寻觅祖辈足迹：
　　留得精神在，教我后辈人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仅监利一县，就有45万热血儿女参军参战，15万红军将士和革命群众在此长眠。“先烈丰碑立楚地，革命精神耀千秋”，是家乡人民对英雄的告慰。“砍头不要紧，革命意志坚；留得精神在，教我后辈人。”这是革命烈士崔琪在遭受迫害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彼时，崔琪担任湘鄂西苏区党政领导人，年仅33岁。
　　恰逢长征胜利80周年，崔琪孙女崔红英、孙女婿朱芳清同记者来到周老嘴街，一起拜访、缅怀祖父的足迹。走过曾受战火侵袭的土地，抚摸曾留有祖父体温的床沿，看着祖父曾伏案沉思的木桌……所有的记忆都鲜活起来。
　　参观周老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时，两人还不时地同馆内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你看，这里标注了他的本名崔品炎，崔琪是贺龙给他起的名字”，“这张画像是爷爷现存最清晰的图像了”，“以前没有钉子，都是这种木榫结构造的床”……从口述历史到亲眼见证，崔红英和朱芳清对和爷爷有关的一切有着浓厚兴趣，同时也被崔琪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气节所感染。
　　崔琪参加革命时年纪尚小，凭着“思维强，一打起仗来就拼命”的冲劲，从一名交通员一步步成长为湘鄂西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任职期间，他多次参加武装斗争，与周逸群、段德昌、贺龙等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32年5月，受党内“左”倾冒险路线的影响，根据地作战能力严重受挫。同时，又遭遇敌军十九师的“清湖围剿”，崔琪所带领的游击队在磨盘洲被敌军包围。危急关头，崔琪决定背水一战。然而，敌我力量悬殊，虽有茂密的芦苇荡作掩护，却难敌湖区外武器精良的敌军。
　　激战过后，游击队损失惨重，崔琪不屈服于敌人的拷问，遭残暴处决。崔琪牺牲时，儿子年仅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