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力尽责记录广西妇女运动历史
　　■杨绍娟
　　1931年9月，我出生于广西南宁市，祖籍山东聊城县。解放前夕，我在桂林读高中，因家庭经济困难，只读了一年。解放后，我在临桂县六塘镇回民小学当了一个学期的老师。
　　1950广西北海墙体广告年10月，经梧州市妇联副主任史习荘介绍，我到梧州市妇联工作广西北海墙体广告。1951年8月，从梧州市妇联调到广西省府南宁第一期机要训练班（对外称青训队）学习。1952年1月至1956年9月，我先后在柳州市委、宜山地委机要科、审干办公室工作。1956年从宜山地委调到广西省妇联工作直到1971年。
　　1971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随自治区区直机关大批干部下放到柳州市。我先在柳州市建筑机械厂，1978年，被调到柳钢工会任副主席，分管女工工作。工会有女工部，各车间也有女工委员。全厂有职工一万多人，其中女工三千多人。柳州市广西北海墙体广告各厂的女工总数都不及柳钢的女工人数。这么大的厂，这么多的女工，女工工作的中心是什么？我想到过去在自治区妇联经常说的“妇女工作要紧跟党的中心”。在柳钢，就必须发动女工参加生产，开展劳动竞赛、技术革新，努力完成当年的生产任务，这是首要的。生产任务完成，才有经济效益，女工的特殊问题如，办托儿所、幼儿园、“四期保护”（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等，才能解决。如果生产任务无法完成，没有钱，拿什么照顾她们？我们女工部召开各车间女工委员会，学习毛泽东、马克思、列广西北海墙体广告宁关于妇女解放的指示，提高理论认识，发动女工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完成当年生产任务，然后根据实际需要提出申请解决一些特殊问题的经广西北海墙体广告费。当时，职工代表大会选我当福利委员，我当仁不让。因为我可以利用这个职位更好地解决福利经费的分配，以便照顾女工的特殊困难。根据调查，女工除希望加强原有幼儿园建设外，还希望建立一个婴托所，主要解决产后五十六天（当时规定的产假天数）女工上班后婴儿的哺乳托广西北海墙体广告管问题。我向当时的蒙一平厂长汇报后，他很赞成并提出更为全面的建设意见（建设婴托所）。我们在职代会上就划拨了解决女工特殊问题的经费。同时，还给共青团也分配了一定的经费，共青团书记十分感激我能考虑到他们。我参加筹备和召开柳钢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并执笔写总结报告，自治区总工会派人到厂总结了我们的经验。1979年，柳州市妇联请我在全市女工委员会上介绍了柳钢女工工作经验。因为我是自己经历的，讲得比较实际生动，受到好评，并被选为柳州市妇联执委，参加1979年广西第六次妇女代表大会。
　　▲杨绍娟（广西北海墙体广告前排左一）和姐妹们合影
　　在自治区妇联工作十多年间，大多数时间是做农村妇女工作。在下放柳州期间，主要是做工人（女工）的工作。这些经历，锻炼了我的革命意志，丰富了我的群众工作经验，也提高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认识，进一步领会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内涵，并为后来编写《广西妇女运动史》奠定了思想基础。
　　1981年8月，自治区妇联老广西北海墙体广告领导赵明坚、刘碧清广西北海墙体广告分别写信给我，要调我回自治区妇联工作；同年10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给我的调令是到自治区经委工作。回到南宁报到时，组织部李香云处长说：“自治区妇联来要人了，你不去经委了。”于是，我又回到了自治区妇联，调我回来主要是搞妇女运动史编纂工作。在全国妇联还未正式开会布置这项工作之前，我还在宣传部任副部长，负责《妇工通讯》及其他一些临时工作，并开始收集一些广西妇女运动史的历史资料。
　　1981年9月，全国妇联在北京召开中国妇女运动史编纂委员会及工作会议，我去参加会议。从此，我就开始了长达18年的妇女运动史的编纂工作。在会上，我聆听了邓颖超、罗琼大姐的报告和许多专家、学者的讲话，认识到编史的重要性，但对专家们说的《中国妇女运动史》要编成一本科学的书而不是一本高级史料，却感到困惑和害怕了。我不是专业干部，也不是领导干部，谈不上系统总结研究妇女运动的特殊规律，也搞不清什么共性和个性的问题，连什么叫编年史、断代史我都没有听说过。我担心我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后来，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董边在参加小组讨论时听到了我的思想顾虑，她在大会总结时有针对性地说：“通常说的妇女运动史要写成一本科学的书，是指全局而言，写中国妇女运动史要求高，各级妇联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先搞专题，可以一个、两个、三个地搞。我们人力不够，两年内把重点专题编好，上报全国妇联，保证《中国妇女运动史》正本按时完成。至于是否编写地方的妇运史，可视实际情况而定，不强求一律。”我的顾虑解决了，信心增强了，决心做好这项工作。
　　1981年10月，在自治区妇联主任赵明坚和副主任刘碧清的领导下，成立了广西妇女运动史编纂委员会。令人高兴的是董边大姐从北京赶来南宁，参加广西妇女运动史编纂委员会成立的会议。她在会上做了报告，对开展妇运史工作的重要意义、方法、步骤做了详细的说明，使与会干部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她知道只有我一个人做具体工作，人力、知识都缺乏，编纂委员会的主任赵明坚和副主任刘碧清虽然都是解放前广西地下党、游击队的老干部，但具体的做法她们也没有经验。于是，董边在会后就带着我亲自登门看望和采访大革命时期的老妇干，并到自治区党史办公室了解党史工作计划，请他们对妇运史工作多加指导。接着，她又带我深入梧州市调查，参观了1925年成立的中共梧州市特委旧址和周恩来当年到梧州检查工作时所住的大同酒家旧址，还到党史部门查阅了许多历史资料，知道梧州市是广西第一个党支部成立的地方，也是广西妇女运动发源地。回南宁后，她又带我去拜访了大革命时期广西省妇联主任李省群（已去世）的丈夫周济（他是大革命时期梧州工运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女儿周弦波（广西大学外语系主任），还收集到一些李省群在六十年代写的回忆录。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董边教我写出了第一篇专题资料《大革命时期梧州市妇女运动概况》，后来又写了一篇《李省群回忆大革命时期广西梧州妇女运动》，先后在《全国妇运史研究资料》和《广西党史研究》刊登。我学到了方法，也增强了信心。后来自治区妇联又调了黄雪萍同志来和我一起搞妇运史。我们志同道合，埋头苦干，边学边干。到1987年，我们已完成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妇女运动》《广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建立及其作用》《战斗在鄂豫皖抗日前线的女学生军》《战斗在法国殖民地——越南码头山区的女战士》《桂中南地区游击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妇女会》等十四个专题资料上报全国妇联，后来在全国妇联出版的《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正本中，也采用了不少广西妇运史的材料。
　　在写专题材料的前后几年，我还到广东、云南、广西以及桂林等省区市档案馆、图书馆查找和收集历史资料，编印成《广西妇女运动资料汇编》共四册五本，约十五万字。1981年我在广东省档案馆查到一本1925年广西省妇联出版的刊物《妇女之光》创刊号，书中详细记录了广西省妇联成立的宗旨、口号、时间、地点、会员总数、经费来源以及评论文章等，十分珍贵。我复印后带回自治区妇联保存，同时也复印给广西档案馆保存。我们收集汇编的五本资料曾发给自治区妇联部分领导和同志，当年收集的这些资料，有些在图书馆也找不到了。
　　1986年，我们对新民主主义时期广西妇女运动的概况已经了解，建议在广西妇干班加设广西妇女运动史的授课内容。妇干班主任刘旭金非常赞成并让我编写教材。为了赶写这个教材，虽然我家离上班地点很近，有一段时间我还是带了午饭到办公室加班。恰好当时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罗琼来南宁疗养。我刚做妇女工作时就学习她的著作《妇女问题基本知识》，以后去全国妇联开会，也多次听过她的报告。1987年，她到广西视察妇女工作，并在自治区党校妇女干部大专班作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报告，我听后更加深对妇女运动理论的认识。罗琼是中国妇运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我想抓住她来南宁疗养的机会请她帮我审稿，于是日夜赶写了一星期，终于写出了5万字的初稿《新民主主义时期广西妇女运动史讲授提纲》。罗琼是德高望重的妇运前辈，又是全国妇联主要领导，何况她还是来疗养的，我找她帮我审稿是否合适？我也很犹豫。但我确实想得到她的指教，就想了一个办法，请赵明坚主任帮我递一张条子给罗琼大姐的秘书，请她问问罗琼大姐可否帮我看看这本教材，然后让秘书转告她的意见。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罗琼看了材料后，还约我面谈。我太高兴了，按时去见罗琼。她说：“你一个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写出这个提纲，并能把历史资料运用到实际，以史育人，不错。”接着，还给我提出了一些针对广西妇运特点规律的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在我最后编写《广西妇女运动史》和选入《广西通志人物志》的妇女人物方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