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们史无前例地深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深思能够诉诸多种方式，其中最不能缺席的便是文学艺术。诚然，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文艺并未缺席，那些即时创作的诗歌、未经排演的朗读，感人肺腑而又凝聚人心。但假如供认，文艺所承当的任务远不止表达当下，更不能一味讴歌，而是深化肌理、解剖社会、直指人心，那么经由文艺创作而停止的深入深思尚未开端。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停止深入深思，这个主题对很多创作者而言是个宏大考验。梳理之前40年的文艺创作，以此为主题并到达一定深度的作品，不能说没有，但真实寥若晨星。作家阿来曾不止一次表达过，“中国文学中，自然的长期缺失不得不说是个遗憾”“我们的叙事文学很难把自然作为对象，总是人跟人的斗争”。确实，很久以来，无论何品种型的作品，创作者们更热衷于探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诲人不倦地描写着人的愿望、情爱、权谋、斗争，很少有人可以超越人世浮沉，真正以万物对等的目光去端详自然，以敬畏之心和悲悯情怀去照顾自然。自然，在当下很多创作者的眼中是生疏的、缺失的，至多作为背景而存在。
　　文学是对理想的反映。文学对自然的淡然态度，某种水平上映照了现代化、都市化过程中，人们远离自然、愿望至上、讨取无度、毁坏自然的情况。但另一方面，文学也是社会的良知，如解剖刀般剖开社会病态的局部，去腐生肌、去伪存真。当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已是不争事实，人类不得不吞咽本人形成的苦果，假使文学对这个严重问题仍视而不见，该是何等遗憾！当科学家们坚持着对环境问题的敏感，以艰辛卓绝的工作去推进微小改动，假使文学仍然彷徨于自我的小天地，又谈何引领社会？当然，术业有专攻，不可能请求一切作家都去研讨自然，但若说当下真正的自然文学之稀缺，已如自然界的珍稀动物普通，恐怕并非妄言。
　　我们常说，作家要有大视野、大情怀，这份大视野、大情怀终究表现在何处？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一个极好落点。阿来创作的“自然文学三部曲”——《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不只从自然中取得无限美感，更从中修复和慰藉着人的心灵，有慈善而无仇恨，有情意而无贪占，召唤着人与自然相亲相敬。迟子建的新作《留鸟的英勇》中，一场突如其来的禽流感揭开了社会百态，有人心胸感念守护生灵，有人贪享富贵献鸟求荣，美丽的留鸟与复杂的人性互相映托。在他们笔下，自然不是被动的背景，而是能动的有灵性的存在，参与着对人性的塑造。更难得的是，他们捕捉的人与自然的故事绝非陈旧掉队，而是与时俱进——挖松茸的人用GPS定位来“一网打尽”，吃野味彰显着社会位置却又引发灾难，这何尝不是理想的缩影？能够说，一个眼中有自然，心中有悲悯的人，笔下自有“顶峰”气候，由于尊重了自然才干真正尊重人，也才干超越一己悲欢、蝇营狗苟，予人以启示。
　　可惜的是，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太少了，远缺乏以支撑起自然文学的殿堂，更遑论影响社会、推进改动。或许，创作者们应有所深思，我们笔下的“自然”到哪里去了？文艺创作应该怎样照顾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局限于田园牧歌的想象，还是更深地洞察社会、融入理想？或许，理想中的疫情完毕之后，文学中的“疫情”才刚刚开端——在人类宏大的灾难面前，文学可能是无力的，由于我们不能用刻意发明的美感去稀释灾难的严酷，但同时文学也应该是有力的，由于灾难之后，我们不能不有所深思、有所改动、有所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