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类利用海洋、以海洋为纽带拓荒的进行经贸沟通与人文往来的海上通道。它以沿线海域港口城市为节点、海上航路为网络，编织成为承载东西方经贸往来、邦交关系、宗教与文化沟通、族群流动与融合的海洋文明系统。

一

    现有史料与考古发现显示，公元前2世纪前后，我国的滨海区域已经开启通向东北亚、东南亚甚至印度洋的海上航路。南边越人素有行舟致远的航海传统。秦汉之际鼓起于我国南海之滨的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使这里成为南海北岸的闻名都会和舶来品集散中心。《汉书·地舆志》记载，公元前1世纪汉朝平定南越后，差遣使者从北部湾滨海的徐闻、合浦等地动身，前往南海区域，最远抵达印度洋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东来西往的东西方海上航路终于对接，成为东西方海上交通的里程碑与海上丝绸之路鼓起的标志。番禺是这一时期岭南的中心城市和国内闻名都会（《史记》《汉书·地舆志》皆称番禺为“都会”），与北部湾畔的徐闻、合浦、日南等港口构成汉朝面向南海的首要商港。

    公元3世纪今后，我国进入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割裂割据状态，南边六朝政权重视南边开发和海洋经略，广州拓荒了穿越南海、航向东南亚的新航路，南我国海与印度洋之间的国际海洋网络逐步构成。进入隋唐盛世之后，海上丝绸之路空前昌盛。闻名的“广州通海夷道”是唐朝通向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区域的最重要航线，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誉满天下的东方大港，“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富贵”。广州是“阿拉伯商人荟萃之地”，各国番商在城西聚居构成“番坊”。20世纪90年代今后东南亚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暹罗湾沉船均为阿拉伯商船，沉船遗物中有珠三角区域生产的外销瓷等遗物，阐明商船是在交易中经停广州、返航途中沉没的。唐朝差遣广州市舶使，创建市舶办理准则，影响深远。的确如美国汉学家谢爱华（E.H.Schaffer）所说：唐朝“南边一切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一切的城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昌盛的地方”。

    10世纪今后，广州成为南汉国的首都兴王府。在割裂割据时代，部分稳定的南汉朝廷与闽国、吴越等东南濒海政权相同，更加重视经略海洋，开展对外交易。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这一时期的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均与广州交易有直接关联，出水中外器物品种之多，数量之大，阐明广州与东南亚、西亚区域之间存在大规划的组织完善的海洋网络和交易联络。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开展臻于鼎盛，滨海区域鼓起一批交易港口，广州是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从广州动身的海上航线可达东南亚、南亚、东非及地中海区域。朱彧《萍洲可谈》指出，两浙、福建、广南三市舶“唯广最盛”。南宋广州交易“收课倍于他路”，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来源，声称“皇帝南库”。

二

    14—15世纪今后，跟着大航海时代降临，欧洲人拓荒了通往我国的新航路：一是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峡，北上进入南海，抵达澳门和广州；一是横渡大西洋，从美洲绕过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航行至菲律宾群岛，直航澳门、广州和其他港口。后来美国商船拓荒了新太平洋航线，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被纳入国际海洋交易系统。

    明朝初年推行朝贡系统，于宁波、泉州和广州各置市舶提举司，分设“安远”“柔远”“怀远”馆驿。广州通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广州市舶司办理南海诸国朝贡交易，业务最繁；怀远驿有各类房舍120间，规划居三省驿馆之最。16世纪中叶交易准则转型，闽、浙市舶司时置时罢，惟广州市舶司一向不变。跟着外国商人来华数量的增加，澳门开埠并成为广州外港，构成明中后期交易办理新体制“广中事例”，广州—澳门交易在亚洲甚至全球海运中占有重要位置。其时来过广州的葡萄牙人说：“我国规则对外交易只能在广东开展，其他省区不准进行，因为广东比其他任何省区都更具有同外国人进行交易的条件和才能”（克里斯托旺·维埃拉《广州来信》）。

    清朝统一台湾后，滨海设置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由于前史、地舆、政治等要素，我国对欧美国家的海洋交易逐渐集中到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广东区域。1757年，清廷为抑制外商向北方港口扩展交易的企图，遂将对欧洲的海洋交易限于广州，即所谓的“一口通商”。尔后，一向到19世纪中叶，除了葡萄牙租居的澳门外，广州成为西方人仅有能够进入和从事交易的我国口岸，包括行商、商馆在内的一系列组织机构、办理准则被称为“广州准则”（Canton System）。明清时期，循着海上丝路，广府民众航海贸迁，移居东南亚及美洲、澳洲新大陆甚至欧洲、非洲，广州成为我国闻名的侨乡。

三

    海上丝绸之路是沟通沿线国家和区域的海上交通网络，也是沿线国家和区域邦往来来、文化沟通、宗教传达的通道。公元3世纪今后，释教通过海路传入，经广州等地在岭南传达，并北上传入内地。其间最有影响的是527年印度僧人达摩从海路来到广州，在今华林寺邻近建西来庵，后北上华夏，成为禅宗初祖。广州不仅是泛海东来宏扬佛法的外国僧人的重要基地，也是国内僧人泛海前往西天求法取经的首要出航地。唐宋时期崇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常住广州“蕃坊”，从事各种交易，建立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保存至今的怀圣寺和光塔，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最早建立的清真寺。

    明朝中叶今后，天主教传教士随同西方商人来到澳门，继而进入广州和内地。第一个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ns Xavier）来到珠江口的上川岛，预备进入我国传教，后因病逝世，葬在岛上。尔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欧洲的地舆、历法、数学、几何学等科学，印刷、火器制作等技能，以及绘画、音乐等艺术。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入我国。新教传教士建立学校、医院，开设印书馆，创办报刊，并翻译各种书本，广州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门户。

    18世纪以前，葡萄牙语是亚洲许多港口的通用商业语言。澳门开埠后，华夷混杂的澳门、广州呈现了广东方言与葡语的融合，发生了中外交易的通用语言“广东葡语”。19世纪，跟着英帝国的鼓起，广州中外交易中逐渐构成以粤方言与英语混合的新商业用语“广东英语”。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需要外语人才，于是，能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英语”又兼通夷务的广东通事与买办成为江、浙、闽各地广为招徕的人才。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能，绘画等艺术手法，经由此完成了彼此间的传达与沟通。近世新航路拓荒后，广州口岸聚集了众多外国商人、船员、传教士、旅行家，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向欧洲介绍“我国印象”，把我国经典古籍译介到西方，儒家思想等对欧洲启蒙运动发生很大影响。一些产自我国的精巧服装、手工艺品、家具等被带到欧洲，成为上层社会崇尚的时尚物品，并加以仿照制作，在制瓷、绘画、修建等范畴，呈现了被称为“洛可可”（Rococo）艺术的新风格。

    自秦汉至明清，广州一直处于我国对外交易、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历两千余年而经久不衰，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东方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在东西方商贸活动和文化沟通中发挥了不行代替的效果。广东广州墙体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