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围墙广告 作为1976年被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本书作者之一王守家保存着记录当时中央工作组在上海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的工作日记，堪称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资深研究员李海文，以首次公开的王守家日记以及清查资料和采访记录为基础，更集多年研究心得，全面介绍了党中央在解决“四人帮”问题后，如何秘密地紧急派出中央工作组稳定上海形势，一举解决“四人帮”上海帮派骨干问题的全过程。
　　自称是写作组一霸的王知常平时放浪形骸，此时更加张狂上海。徐景贤、王秀珍赴京前虽然叮嘱“不要动”，但王洪文的小兄弟一直没有停止暴乱的准备工作。
　　10月11日晚上，在东湖招待所，陈阿大向一伙小兄弟说：“我反正不相信他们会反党，会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你们怕不怕，到时候大家不要当逃兵，当叛徒。”“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
　　陈阿大不仅在外面这样鼓动，12日凌晨1点多钟回到家里，对老婆说：“可能中央出了事，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抓起来了，要准备干，我也准备被抓起来。”问她怕不怕。
　　12日上午，就在中央开会决定派工作组去上海时，王洪文在工总司的这伙小兄弟从公安局、新华社、外办得到消息：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证实“四人帮”已被打倒。他们极为震惊，要采取行动了。下午，市工交组负责人陈阿大、市工会副主任叶昌明、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马振龙、上海后方基地常委副书记戴立清、市财贸组负责人黄金海、市机电局党委常委王明龙、王洪文秘书廖祖康等人情绪非常激动，在市工人文化宫5楼会议室召开秘密会议。
　　大家焦急万分。这个说：“马、徐、王为什么还不回来？”那个说：“何时可以回来？”“他们三人的态度会不会有变化？”“我们应怎么办？”吵了半天也没有头绪。
　　廖祖康说：“我们不要乱哄哄的，光讲讲不行，有些事情要有人去落实的。”
　　叶昌明说：“我们这些人一散了，不容易找到。”那时不仅没有手机，连电话都很少，有的单位只有一两部电话。有人提议：大家都同值班室联系。最后确定在上棉三十一厂设一个秘密联络点，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商议，值班室由戴立清负责。
　　叶昌明说：“戴立清在联络点值班，可由戴立清起草标语口号稿。对标语内容不要写得太明显，先写一些通用的，如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暗中指这次事件。”
　　戴立清说：“‘三要三不要’，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保卫新生事物。”
　　黄金海说：“标语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两面都可以理解的，如‘三要三不要’等，谁也抓不住什么，根据情况发展。另一种可以明朗一些，如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也可以写还我×××……”
　　徐景贤、王秀珍走后两天，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他们度日如年，一筹莫展。因为徐景贤、王秀珍走之前留下“不要动”的话，他们又不敢马上行动。
　　晚上8时半，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施尚英，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王知常，市委组织组负责人王日初，王洪文秘书廖祖康、萧木，张春桥秘书何秀文一伙人拥进康平路。一进来就吵吵嚷嚷，捶胸顿足。
　　马振龙一脚跳到沙发上，慷慨激昂说了一通：“我从小要饭做工，是毛主席两次把我解放，是文化大革命解放了我。我拼脑袋也要干。”
　　陈阿大把衣服一脱，跟着起哄。
　　自称是写作组一霸的王知常平时放浪形骸，此时更加张狂，借古讽今，不断叫喊。
　　施尚英说他下午去找了从南京军区开会回来的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李吞吞吐吐地告诉他四个人被抓的情况，还说李有一个记录本在口袋里摸进摸出。在南京开会的情况也讲不清楚，总是讲要等马天水、周司令回来传达。
　　原来，李彬山、张宜爱两位到南京军区听传达之前，同他们约好如果正常没有事情，打电话时讲“原来要买的电视机抓紧一点办”；如果问题严重，就说“原来要买的电视机现在不要了”。但是因受到南京军区领导的警告，他们在南京没敢打电话，回到上海后也不敢打电话，不想再参与这些非法活动。